誰料到一場世紀大疫情，竟然會對千禧年代的人類健康作出了毫不留情的衝擊，當然精神健康也不例外；而正值不同發展期的青年更是首當其衝——香港近日學童自殺事件相繼發生，實在令人震驚及痛心。歸根究柢，這應該不是偶發性的事件。
其實早在千禧之初，無論是本地以至全球，青年精神健康（Youth Mental Health）問題彷彿已是山雨欲來；早在10多年前，國際間一群有先見之明的精神健康工作者已經開始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居安思危，在不同層面和範疇內作出討論及籌謀。
早期精神病或影響一生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年（Youth）是指介乎15至24歲的年輕人，而青年精神健康，泛指這個年齡群組人士的精神健康；當中不止是純粹防止精神疾病的出現，更包含人類應該一同享有的幸福感（well-being）。
從成長的角度看，青年正值不同階段的身心及社交發展。一方面，隨着遺傳基因逐漸的表達以及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青年的腦部每天也進行着不同的發展及轉變；另一方面，他們每天亦需要面對先前可能從未遭遇過的人和事，一旦處理不善，就可能變成壓力——這就是醫學研究裏有關精神疾病起源的「基因環境互動」（Gene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更需要注意的是，根據美國一項社區流行病學研究指出，約75%的精神病會在24歲前出現，而不同學者更指出，早期的精神病有可能會影響患者一生，這正正道出青年精神健康的重要。
早在2013年全港一項流行學調查已發現，有12%至15%的青年患上可被診斷的精神疾病，但只有約四分一人有接受精神健康服務。新冠疫情期間，不同研究更指出，抑鬱及焦慮的症狀比先前大大提升。在另一個剛發表的大型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約有25%的兒童及青少年受到至少一種精神疾病困擾，但當中有近半數照顧者不願意尋求專業協助，問題的廣泛性及矛盾由此可見一斑。
千禧後青年精神健康問題的獨特之處，主要當然是全球數碼化過程。越來越多的觀察及研究指出，全球數碼化的發展會對我們的心理、腦部、自我，以及社會帶來深層次的影響，尤其對青年的自我成長及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更深遠、甚至不可逆轉；這些都與青年的精神健康息息相關。誰料新冠疫情期間的隔離措施，進一步窒礙了青年原本應有的社交情緒認知發展（socio-emotional-cognitive development）。當他們需要重新面對原來的實體世界，先前的生活日常也可能成為現在的壓力；有些青年可能會不堪一擊，難免出現各種適應及情緒的問題。
數碼化及疫後適應壓力
面對這樣嚴峻、複雜，以及前所未有的情況，我們實在措手不及，甚至不知所措。但更困難的是，有些受精神困擾的青年，基於資訊的缺乏或混亂，可能不知自己有精神問題；即使察覺得到，亦有可能因為害怕被標籤而不願求助，最終只能坐困愁城。
現在展開積極的應對措施已是刻不容緩，亦希望為時未晚。一方面我們必須從跨學科的角度，聯同年輕人的參與，重新去了解及分析青年在千禧後面對的重重困難，以及青年精神健康問題的癥結所在；另一方面，也要尋求跨職系合作，讓傳統醫療與時並進，攜手求變，務求能及時識別和醫治相關的精神疾病，聯手改變環境風險因素，以防止精神疾病的出現，做到及早預防、及早識別、及早介入丶及早治療，以防止併發症和復發，建立共融社會。
筆者最近看了電影《年少日記》，當中長大後的老師男主角對他的學生指出：「雖然我不能幫到你甚麼，但我總是可以陪伴你……」這句話，不批判、無條件、有質感、有溫度，正是卡爾．羅𠎀斯（Carl Rogers）人本主義的體現。
其實只有跨代的聆聽、溝通、尊重、鼓勵，以及協助，讓青年在前所未有的環境中繼續茁壯成長，才能讓他們活出自己，學會去面對人生的挑戰，再由他們與之後的世代同行。
「世代相傳，虛實世界；傳統智慧，嶄新對策；疾風吹勁，游刃有餘」——在千禧人類歷史的轉角處，共勉之。
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牀醫學學院精神醫學系臨牀副教授陳啓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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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23年2月29日教育版專欄「知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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