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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資深影評人羅卡(本名劉耀權)透過第一身敘述,把上世紀社會面對的不安和動盪重現大銀幕,盼喚起市民對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覺悟。紀錄片背後,卡叔一生與電影和藝術結伴,早在60年代開始撰寫影評,後來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在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去年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專業精神獎」予以肯定。見證本地電影輝煌至近年以小眾題材突圍,卡叔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亦感恩人生路上有電影陪伴左右,盼其經歷能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 

幻燈片逐格投影,畫面由黑白變彩色,背景由舊日香江到繁華鬧市,主角由年少氣盛到兩鬢斑白,今昔交錯,宛如細聽老人在榕樹下說故事。

與電影和藝術同行70年,卡叔直言一切是「緣」,兒時在耳濡目染之下對中外電影產生興趣,至大學畢業後加入《中國學生周報》做記者、編輯,港聞以外更要負責電影版,才開展了撰寫影評和電影文章的生涯。他指,及後任職電視台、電影文化中心等,都有朋友並肩同行,只是當別人有其他發展離開,而他選擇繼續堅持,「可以做就繼續做。」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說起電影事馬上精神抖擻、眼仔碌碌,疫下更跟新晉導演王茵茵合拍紀錄片《聲影路》,以第一身記錄和敘述上世紀40年代至今的歷史,見證香港電影業的發展。他期望,電影能夠喚起市民對電影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醒覺,「文化不是今年、去年才形成,而是一直流傳下來;文化就是歷史,一直延續下去。」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珍貴片段把社會動盪重現觀眾眼前。卡叔憶述,當年《學周》社址與爆發工潮的人造花廠同位於新蒲崗,街頭巷尾全是血色大字報,警察來回巡邏,氣氛緊張。他表示,當年未有察覺到事態嚴重,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皆沉醉於電影中,即使交通停擺仍堅持出席不同放映會,在催淚彈的煙霧中前行,「大家對電影的愛熱情澎湃,跟街上的火爆有得比。」

他指,香港初代影評人活躍於戰亂的年代,會吹噓抗日、內戰、解放等主題,直至60年代,他們作為新一派影評人冒起,熱衷把西方新潮事物引入香港,「我們真的好喜歡西方電影,會向別人分享從中取得的『養分』,欣賞西方事物並加以應用,跟以往的着力點不同。」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

自爆曾感迷茫 在電影世界找答案

可是,如此抽離現實不吃人間煙火,令卡叔反思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更一度懷疑自己做文化藝術工作的意義。他直言,許多年輕人在暴動過後躊躇不決,自己當年30出頭也對前景感到迷茫,如同經典電影《春光乍現》所表達的虛幻一樣,「置身那個年代很難分清真假。」卡叔選擇走入電影世界尋找答案,並對複雜的人生和世界有新的領悟,「不只是學習西方電影的架構,70年代開始着重認識社會和中國。」

後來,卡叔離開《學周》,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遠赴意大利進修電影、進入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去年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作為影評界泰斗,卡叔歷年透過簡明扼要的文字記錄電影世界的五光十色,卻直言自小不愛文字,「戰後好混亂,小學教育好隨便,至初中才比較穩定;老師有集中教而我亦頗用功,所以基本語文有學好,亦開始寫毛筆字。」他說,那時看了很多課外書,對哲學、社會發生的一事一物都有興趣,遂開始寫作,嘗試翻譯文章跟朋友交流,「他們介紹我看書,我便開始寫閱後筆記,但從沒想過寫評論,真的是加入《學周》才開始寫。」

卡叔去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卡叔去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要找好作品欣賞 對比各方觀點

如今人人皆可撰寫影評,網上電影文章多不勝數,「影評人」的界線亦變得含糊。他直言,不太喜歡長篇大論的影評,「有些影評引證許多東西,寫到好細緻,我都不太喜歡⋯⋯好多分析是學術性的研究,不是給一般人看。」卡叔指,未至於要用濃縮的詩詞表達,但評論應該精簡,「影評、電影文章應是散文,要有可讀性。」他形容,文章寫出來幾百至一千多字,讓人讀完後有所感悟,是他對影評的認知。

至於在電視台任職10多年,卡叔不諱言,那些年每星期也要寫一集劇本,把舊點子翻來覆去,但影評不如電視台劇本有公式,「寫寫下就覺得越來越難寫。」他認為,當人生歷練豐富,對文字的要求也有不同,便自然覺得寫作有難度,故寄語眾人,要找好的作品欣賞,對比各方觀點,吸收更多。

影評要有可讀性 讀後有所感悟

經歷過輝煌的80年代,近年香港電影市場傾向低成本製作,並以小眾的題材突圍。卡叔指,明白電影有投資限制,但說得動聽且令人深刻的故事不多,核心問題或在於香港面對的是「小問題」,各類圍繞弱勢社群的題材都有導演拍過,而戰爭等「大議題」,輪不到我們去說明,「藝術性和思想性仍可再深化,如果這方面做得好,國際也有市場,因為人家要看藝術性的東西,而不是議題。」他坦言,近年不少新晉導演嶄露頭角,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期望本地導演能夠建立自己的價值,拍攝出引起本地觀眾共鳴且在外國賣座的作品。

電影尾段,卡叔感恩電影在其人生路上陪伴左右,給他安慰和振奮激勵,直言「拍好一部電影難,但做好一個人更加難」。他期望,觀眾透過其經歷,了解不同時期的社會和文化,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

卡叔自初中開始寫毛筆字,親自為電影提筆揮毫。
卡叔自初中開始寫毛筆字,親自為電影提筆揮毫。
《聲影路》公映,導演王茵茵(左)兼顧劇本、拍攝及剪接,卡叔(右)對其讚不絕口。
《聲影路》公映,導演王茵茵(左)兼顧劇本、拍攝及剪接,卡叔(右)對其讚不絕口。

王茵茵盼以影音紀錄 向觀眾展現香港價值

《聲影路》公映,導演王茵茵(Donna)兼顧劇本、拍攝及剪接,功不可沒。這位小妮子不懂說中文,最初因為撰寫電影研究的博士論文,輾轉認識了卡叔,後來二人越見投契,成就了紀錄片的誕生。她坦言,一直喜歡研究香港電影歷史和社會變遷,即使過程中面對版權問題等重重考驗,亦無阻她以影音留下紀錄,期望透過電影呈現社會當下各人對香港的現況感到迷茫的感覺,向觀眾表現香港的價值。

Donna指,起初只是靈機一動,覺得卡叔的故事扣人心弦,感覺上世紀「六七暴動」所帶來的社會動盪,跟近代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困惑的心境不相伯仲,「我們不單純談論電影歷史,也涵蓋許多社會議題和發展。」然而,自資拍攝紀錄片並不容易,卡叔直言,最初力勸她不要入行,「她不多會說廣東話,而且在電影界學歷高不是好事,別人會『棹忌』,覺得你跟大夥不一樣;他們是實幹型,覺得高學歷應該去教書。」他續指,從沒想過跟Donna一起拍攝,但對方一直堅持,後來劇本慢慢成型,二人交流漸多,才有實感。

卡叔對這位年輕拍檔讚不絕口,「我們之間的默契不錯,她對社會時事、整個時代都非常敏感,對政治學、中國歷史、電影史等都有研究,所以我們在劇本方面好少爭論。」他亦老實指,十分滿意剪接的風格和直接敘述方式,「直接拍攝一個人,較視點走來走去好,所以電影沒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

Donna期望透過電影,讓觀眾理解香港的價值,啟發大家關注、討論和思考社會問題。
Donna期望透過電影,讓觀眾理解香港的價值,啟發大家關注、討論和思考社會問題。

長時間無薪籌備仍滿腔熱誠

然而,真正執行卻面對金錢、人才和時間等問題。為豐富電影敘述,二人用上多齣電影的經典片段,包括《春光乍現》、《阿飛正傳》和《馬路天使》等,但要在大銀幕上應用必須解決版權問題。Donna分享,僱用了一位專門處理紀錄片製作的美國律師,嘗試「合理使用(Fair use)」相關片段,強調使用後能夠提升該些片段乃因其文化藝術價值。卡叔直言,香港發行商好現實,版權問題或令年輕導演卻步,「大家應該一同幫忙,令香港電影繼續向好;如果有好多限制,他們便沒有發揮空間。」他希望,電影業界能互相諒解,推動市場。

即使要獨自承擔大部分工作、長時間無薪地籌備電影,Donna仍滿腔熱誠接受「考驗」。她形容,電影多年來帶給觀眾的五光十色,跟卡叔的生活一樣,對社會和她都很重要,期望透過《聲影路》呈現出社會當下各人對香港現況感到迷茫的狀況,讓觀眾理解香港的價值,同時啟發大家關注、討論和思考社會問題,「歷史讓我們知道現今和未來的路應怎樣走。」

記者:仇凱瑭 

攝影:葉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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