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得票房得天下，近年更「踩界」走入串流平台，延續觀眾對電影的狂熱，如突破1億本地票房的《九龍城寨之圍城》，製作團隊宣布加開劇集，相關製作已入圍電影發展基金「串流平台內容開發計劃」。有導演指，本港目前仍採「買賣」的模式，製作人出售電影播映權予串流平台，反觀日本、韓國等地早已發展出「串流平台與電視台合製影視作品」、「由串流平台單獨投資獨家作品」等多種模式，未有製作獲串流平台垂青主動投資。有製作人盼望，「開發計劃」能達牽頭作用，製作出向外界證明質素穩定、有口碑的「樣板」，讓香港影視界全面進軍串流平台，開發商機。
國際串流平台的市場日趨成熟，Netflix（網飛）、Disney+和HBO Max等百花齊放，各地影視界包括一眾香港製作人，同樣希望分一杯羹。
要進軍市場，必先了解串流平台的「遊戲規則」。有發行商指，串流平台最初沒有資金買新戲，需要購入其他影視儲存庫「起家」，以量取勝，「他們利用舊片做骨幹，以幾千部劇集和電影庫存吸引觀眾訂閱。」她續指，當市場漸漸穩定，汰弱留強，餘下的串流平台便開始篩選電影，建立風格，並調動資金購買新片或自家製作影視作品，演變成現時各串流平台都有獨家內容。
田啟文：業界要認清自己優勢
香港電影也有在串流平台上放映，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林震宇（影評人皮亞）形容，串流平台是世界大潮流，「不可逆轉，只可以順着去。」他指，電影公司都想盡快「回本」，跟串流平台合作是理所當然，等同過去業界討論電影上映後，應相隔多久才發行光碟，同出一轍。然而，有業內人士直言，香港影視界在串流平台市場仍然未有「話語權」，「各串流平台都有自己的營銷策略，由平台主導決定買不買播映權。」他續說，不少中港合拍片由內地串流平台投資，自然會先在該些平台上放映，而非香港主流的串流平台。
以往香港影視常因語言限制、本地市場細等先天因素故步自封，多位業內人士認為，串流平台透明度高，本地出品也有機會觸及國際舞台。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指，據他觀察，串流平台上的作品百花齊放，有些外國小品沒有「大卡士」，依然有觀眾捧場，「對方不是看明星陣容決定買不買，而是看作品的拍攝質素和會否令觀眾共鳴。」田認為，業界要認清自己的優勢，帶動潮流，如當年周潤發在《英雄本色》穿上皮褸，掀起穿搭熱潮，「潮流應要帶動，不是被動。」他強調，串流平台改變了市民觀賞電影和劇集的模式，業界要融入並接受新趨勢，發揮兩者的「共融性」。
至於拍攝串流平台的影集，有導演指，在構思劇本時已要調節。導演賈勝楓分析，電視台安排劇集在不同時段放映，等同預設了觀眾群，但串流平台沒有時間限制，市場必然更大，「電視劇在合家歡時段播映，就必須合家歡，而串流平台上的影集，劇情主軸外要跨類型，帶出共情感。」他舉例，即使是黑暗類型的打鬥劇，也要穿插少量親情或搞笑元素，讓人覺得包羅萬有且老少咸宜，但拿捏要得宜，「不可以太貪心影響大綱。」
疫情期間，《屍戰朝鮮》、《魷魚遊戲》和《后翼棄兵》等由串流平台投資的影集大受好評，日本、韓國等地早已發展出「串流平台與電視台合製影視作品」、「由串流平台單獨投資、僅在串流平台獨家上映的作品」等多種模式，令影視製作公司在尋找資金上更有彈性。回望香港，導演曾國祥早前有份執導Netflix劇集《3體》首兩集，為首次有本地導演參與Netflix的原創英文劇集。此外，據知亦有製作人於疫情期間開拍新劇集，計劃把播放權售予國際串流平台，但目前未有製作獲串流平台垂青主動投資。
政府推計劃培養創作團隊
賈直言，串流平台匯集世界各地的影片互相「較勁」，一上架就有全球網民評論，故平台投資需要冒很大風險，韓劇和日劇質素穩定，創出口碑，串流平台願意「放手一搏」。他認為，香港影視界正正欠缺該類具質素、能展現製作團隊功架的「樣板」，舉例Netflix出資開拍《屍戰朝鮮》贏盡口碑，Disney+及後投資同一導演及團隊創作的原創劇集《Moving超異能族》。
電影發展基金去年推出「串流平台內容開發計劃」（見表），以比賽形式招募參賽團隊，開發於串流平台播放的劇集，希望培養出用國際視野創作、製作和推廣電影內容的團隊，為香港創作內容開拓新市場。入圍計劃第二階段的導演曾翠珊指，過去也有參與串流平台製作的經驗，這次則是首次開發原創劇集，「希望藉此計劃的資源，有足夠的空間去創作一部既有本土元素，又富國際視野的作品。」她直言，政府推出項目必定有幫助，如計劃為各個參加者安排國際知名的編劇顧問，「我們都期待和不同地域的創作人交流。」
有不願具名的資深導演亦言，業界面對人才流失、開工不足等開題，要接受殘酷的現實。他指，有興趣和熱情的人當然會堅特，但在看不到市場的大前提下，大家都需要「搏」，「我們可比喻為游擊隊，輕裝上陣，見機會抓機會，串流平台是其中之一，有何不可？」
提升電影高度引入場
串流平台成世界大潮流，無疑影響戲院票房。有業內人士認為，只要業界拍出有話題性、視聽效果必須到戲院觀賞的電影，提升電影高度，仍可扭轉形勢。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認為，業界可在創作上作出應對，如製作「非入戲院不可」的3D和4D電影，或者具話題性的作品，「入戲院才欣賞到視覺效果，提升電影的高度，同時拆分市場，變相串流平台是輔助。」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林震宇（影評人皮亞）同意指，電影製作要強調「戲院體驗」，或者電影足以引起社會話題和回響，自然可以引人入場，「市民根本不會等電影上載至串流平台才觀看，因為現在不看就跟社會脫軌。」他強調，創作終歸都是最重要的。
顛覆傳統生態 演員「幾何級」吸金
近年，串流平台影視作品的製作成本越來越高，其中韓國推行串流平台多年，演員片酬也「幾何級」增長，非串流平台投資難以請到星級演員；去年美國荷里活的大規模罷工，也與串流平台顛覆傳統業界生態有關。
翻查資料，韓國串流影集的製作費用正不斷提高。2019年，Netflix製作《屍戰朝鮮》每集預算高達178萬美元（約1400萬港元）；2021年風靡全球的《魷魚遊戲》，全季9集的製作成本為2140萬美元（約1.67億港元）。Disney+則豪擲4500萬美元（約逾3.5億港元）製作《Moving超異能族》，主演的趙寅成、車太鉉、韓孝周及柳承龍，全是韓國頂流巨星，片酬及大量特效後製佔大部分成本。據韓媒報道，由於國際串流平台「叫價」越來越高，近年更顛覆媒體生態，韓國本土串流平台持續虧損，演員身價亦創新高，有頂尖男演員單集片酬達10億韓元（約560萬港元），一般製作公司望而卻步。
去年荷里活大罷工，當中部分訴求也與串流平台有關，傳統上美國影視設「重播費」，演員和編劇等可由作品的重播次數得到分成。惟串流平台的出現打破「重播」的概念，作品一直在平台上等待被播放，串流平台一方表示難以計算費用，引起當地業界罷工。
記者：仇凱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