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歷史研究上推陳出新，我們固然可以使用考古、口述歷史、整理檔案等手法不斷發掘一手材料，從而得出新見解。但除材料之外，「方法論」，也就是研究的方法，亦是同樣重要。烹飪手法若不得法，即使有上好的材料，也不能烹調出美味的菜式，研究亦同樣如是。
隨着學術交流頻繁，跨學科研究日漸普及，於歷史學而言也不例外。不同學科之間的配合能為我們帶來新的觀點。例如環境考古學令學者可以從沉積岩芯、冰川冰芯、樹木年輪等，了解到過去的氣候變化。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研究氣候和政權更替、族群興衰的關係，為歷史提供新解釋。例如不少研究者便指出明朝的滅亡與當時的小冰河期有關。又或是將民族史與教育史結合，通過研究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修建書院的參與，我們便可以了解到他們漢化的狀況。跨學科研究正正是史學突破的方向之一。
研究方法的另一個突破便是量化分析的使用。由於史料的資料庫及整理日益完善，對史料進行數據分析也愈來愈方便，通過檢視大量資料，研究者便可以取得更宏觀的結論。經濟學其中一個經典理論，便是通過研究新教傳播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得出新教徒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結論。中史研究上，研究者如已故的何炳棣教授便通過統計歷代科舉中進士平民出身的比例，考證科舉能否促進社會階級流動。量化分析有助我們取得更多數據，以作出更全面的研究。
大膽選取新穎的研究方法固然可取，但做研究時更是要多加謹慎。選取新方法是走前人未走過的路，在沒有過去經驗作參考時，選材料、取方法、下結論更要多加小心，否則便很容易走歪路，錯下判斷。特別是量化分析，一旦選取的關鍵字或研究方法有偏差，更是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例如當我們統計士人對地方教育的參與時，如果忽略了關鍵材料，像只選用通志而忽略方志、墓碑誌等其他文獻，我們便會得不到歷史的全貌，更有可能會得出錯誤結論。
正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即使有了新的研究方法，我們還是應該跟從胡適先生所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只要膽大心細，善用新的方法論，歷史研究自然能夠更上一層樓。
周正賢
作者為青年史學家年獎2019得主，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組成員，現就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22年4月22日教育版專欄「學與教」，原文標題為〈大膽方法 小心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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